冬柏虽然没什么脾气，却爱憎格外分明。他一向认为政府官员出入这种场所有损公仆形象。只是大环境如此，这种吃吃喝喝的问题，就算捅出去也没有多大意义，只会给举报者自己引来不必要的麻烦——他是在被下放到西岭村之后才明白了这一点。
何况挂职工作也不容他分心。他不求在西岭村干出多鲜明的政绩，也清楚西岭村不可能在自己的短暂任期内一步登天。就当是为后来人打基础，他想，我的基础打得越牢，以后的人就越好干。
可惜，命运早已对他做了另外的安排。
某天深夜，狂风忽起，冬柏外出巡视火险隐患，来到小院跟前。正巧一帮人从里面出来，车灯照耀之下，他竟看到一位熟人的脸。
这熟人是冬柏的领导，市委宣传部的第一副部长。在被下放到西岭村之前，冬柏曾秘密搜集过此人违法乱纪的证据。当时他百分之百确定这位副部长在一个市级文化产业项目上协助企业弄虚作假，非法套取国家资金。不过对方实在狡猾，冬柏非但没能抓住他的把柄，反被他察觉到自己的举动。
此时冬柏正在黑暗处，又及时关了手电，因此未被副部长等人发现。等到这些人走后，他踏上小院背后的高坡，看到小院里有三四间房亮着灯，其中一间房里摆着刚散的筵席。
“昨晚小院来的客人怪，不让服务员到跟前，上菜只能送到门口，饭局由小院的老板亲自伺候。”
第二天一早，冬柏就从村民那里听到了这样的传言。
想必是有什么话不想让外人听见，冬柏暗想，副部长他们在饭局上谈论的事一定非同小可。小院里就连上山珍海味和高档烟酒都从来不避人耳目，可见这件事的性质要比大吃大喝严重得多。
接下来的三个星期，副部长来小院参加了两次饭局。这两次饭局开始前，小院老板干脆让西岭村籍的服务员们提前下班，这一反常举动不但让冬柏及时发现了副部长的行踪，也让他更加在意饭局上的谈话内容。
于是，当服务员们再一次提前下班回村的时候，冬柏采取了极为冒险的举动。
那晚冬柏早早候在小院的矮墙外，等到小院老板出门迎客的时候，他迅速翻过墙去。他之前已经在高坡上看清了院内格局，也记得上一次副部长等人用的是哪个房间，因此十分顺利地溜进了去。
房间里亮着灯，他四下扫了两眼，随后立刻钻到餐桌下，将特意准备的录音笔用胶带固定在桌面底部，打开录音键，然后来到贴近院墙的那扇推拉窗前，扳下月牙锁，开窗跳出。
他准备等饭局结束后，再从这扇窗户翻进房间拿走录音笔，这样能节省一些时间，也能降低不少风险。
有说话声从院门口传来，冬柏偷眼一看，副部长果然出现，但他显然不是今晚这场饭局的主宾，他身边那个又高又胖、还吊着两只大耳垂的国字脸，一看就是更大的官。
除了小院的老板外，还有三人跟在国字脸和副部长身后，其中一人是冬柏在宣传部的同事，名叫单正。
冬柏寻机翻出院墙，来到高坡上向院内眺望，结果发现副部长一行竟坐进了另外一间房。
这间房与他放录音笔的那间仅一墙之隔，因刚才未开灯，致使冬柏忽视了饭局另设他处的可能。
冷风掠过山脊，低吼着扑向冬柏。冬柏非但不觉得冷，额头反而渗出细汗。
此时他面前有两个选择，一是窃听行动就此中止，以后再做打算；二是潜入小院，看是否有继续窃听的可能。
一开始，他倾向于前者，此时主宾都已落座，他完全没有机会将录音笔放到这些人身边，而且此时再进小院要冒很大的风险，他毕竟不是职业侦探。
可转念一想，谁能保证副部长以后会不会再来？谁能保证他再来时会不会继续聊那些见不得光的事？
想到这里，他把心一横，抬起脚，大踏步向小院奔去。
换做一般人，或许也会有类似的考虑，甚至比冬柏考虑得更全面，却未必真敢像他这样干。
冬柏是普通人，却不是一般人，他有一般人所不具备的书生气，还有正义感。
借着酒桌上的喧哗声，冬柏再次翻过矮墙，然后轻手轻脚地拉开之前那间房的推拉窗。
进入房间后，他刚刚取下录音笔，忽然发现自己可以清楚地听到隔壁的声音。
一个男中音正抑扬顿挫地打着官腔，每次停顿，都会引起热烈的掌声。
冬柏猜说话的应是那个国字脸，并推测他在某个省级部门工作，而且握有相当大的话语权。
两轮祝酒辞后，说笑声渐息，冬柏只能听到阵阵模糊不清的低语。
看来是要谈关键的事了，他连忙把耳朵紧贴在墙壁上，却还是无法听清。
正焦急间，他无意中注意到头顶有一线微光。细看之下，原来是取暖用的煤炉烟道穿墙而过，烟道和墙洞之间填缝不严，留下了一点空隙。
他小心翼翼地搬了把椅子踩上去，由于个子不算高，所以头离空隙仍有段距离。他只好把录音笔举过头顶，尽可能地贴近空隙，并祈祷录音效果清晰。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冬柏独自屹立在黑暗中，一动不动。
也不知录了多长时间，身体的困倦和胳膊的酸痛开始动摇他紧绷的神经，眼前的黑暗和隔壁的长时间低语，则让他一度以为自己身处梦境。